榮德生(1875—1952)，名宗銓、字德生、號樂農居士。無錫人。與其胞兄宗敬同為我國近代著名的民族工商業家。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政協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榮德生早年經營錢莊，后在無錫、上海、漢口等地開設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紡織公司等企業。至民國11年（1922年）已擁有12家面粉廠和4家紗廠（后申新紗廠增至9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紗大王”之稱，是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家之一。

榮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榮德生先生說：“古之圣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正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他認為要提高生產率，除增添新設備，改進操作技術外，還要從“人工”出發，加強人事管理，視人為生產力之第一要素。他說：“余在工廠所經營，所請人非專家，以有誠心，管人不嚴，以德服人，顧其對家對子女，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圍各廠仿行”。他堅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則，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廠有利，福新各廠亦有利，申新各廠有利無義者參半”。（《采農自訂行年紀事》）這種運用以誠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來調動人的積極性，協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以及被管理者內部的關系，形成一個力量集中的生產者群體的做法，與一般以單純改進操作方法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做法，是不能比擬的。

1937年冬，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江南國土相繼淪陷。榮氏企業，有的被日軍炸毀，有的被日軍占據，只有租界內的工廠維持生產。次年5月，榮德生由漢口來滬，深居簡出，唯以搜購古籍、字畫自遣，亟盼時局好轉。1941年，日商覬覦榮氏紗廠，由汪偽實業部派員與榮德生商談，要他將申新一、八廠賣與日本豐田紗廠，當即遭到嚴詞拒絕。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只得親自來滬，假國際飯店邀請榮德生面談。由其子爾仁代往，說明其父不變初衷，不出賣工廠和人格。 褚民誼卻厚顏無恥地說：“中國的半壁江山都給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兩個廠。”并威脅說：“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榮德生聞言，凜然言道：“我寧可玉碎，不為瓦全。”

抗戰勝利后，榮德生兩次遭綁架，被勒索款項達百萬美元。發生在高恩路（今高安路）榮德生住宅門前的一次被綁架案，是在1946年4月25日。那天，榮德生準備去總公司，離家門不遠即被數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車而去。他們使用的是國民黨第三方面軍司令部的“逮捕證”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汽車。當時，輿論嘩然，認為是軍事機關與匪徒串通作案，上海當局被迫出動軍警“偵破”。結果，榮德生被放回，并退還部分被敲詐的款項。據說還槍決匪首8人。榮家為“酬謝”軍警當局和有關方面，先后付出60余萬美元。

1948年，國民黨統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勢，有資產者紛紛離開大陸，榮氏家庭也面臨抉擇。在一片離滬聲中，榮德生專程從無錫來到高恩路住所，明確表示“不離開大陸”，并阻止三子將申新三廠拆遷臺灣。解放軍渡江前夕，他派代表與共產黨聯絡，迎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