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3〕7號，以下簡稱《解釋》），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解釋》的施行，對于依法懲治環境污染犯罪，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必將發揮重要作用。為便于司法實踐中正確理解和適用，現就《解釋》的制定背景、起草中的主要考慮和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解釋》的制定背景
　　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是億萬中國人民的福祉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生態文明建設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戰略意義，大力推進生態文明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新征程上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5個重大關系，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在實踐基礎上豐富發展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始終堅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健全美麗中國建設的保障體系。
　　人民法院高度重視生態環境的司法保護。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6年12月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29號，以下簡稱《2016年解釋》）。《2016年解釋》施行以來，各級公檢法機關和環保部門準確認定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依法懲處環境污染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近5年來（2018年至2022年），全國法院審結相關環境污染刑事案件11880件，生效判決人數24756人。其中，污染環境刑事案件11860件，生效判決人數24724人。
　　為進一步加大對污染環境犯罪的懲處力度，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污染環境罪的法定刑由過去的兩檔增至三檔，并明確對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可以適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有必要根據修改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對《2016年解釋》及時作出調整，以確保法律統一、有效實施。同時，《2016年解釋》施行以來，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也反映在辦案中存在一些問題，亟須完善補充司法解釋的規定，以更好適應司法實踐需要。
　　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公安部、生態環境部、水利部、海關總署、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等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反復論證完善，制定了《解釋》。《解釋》于2023年3月2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882次會議、2023年7月27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屆檢察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審議通過，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需要提及的是，這是1997年刑法施行以來最高司法機關就環境污染犯罪第四次出臺專門司法解釋，充分體現了“兩高”依法嚴懲環境污染犯罪、助力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立場，對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解釋》起草中的主要考慮
　　《解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真貫徹落實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精神，根據實踐反映的問題和社會關切，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依法解釋、堅持寬嚴相濟。為確保內容科學合理，能夠適應形勢發展、滿足實踐需要，《解釋》的起草堅持了以下原則：
　　一是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進一步強化生態環境司法保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司法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手段，在推進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解釋》依法嚴懲各類環境污染犯罪，進一步強化對生態環境的刑事司法保護，以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保持常態化外部壓力，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是嚴密刑事法網，進一步完善環境污染犯罪定罪量刑標準。《解釋》切實貫徹刑法修改精神，重新設定污染環境罪的入罪標準和升檔量刑條件，并對發生在環境領域的證明文件犯罪的有關問題進一步細化，以進一步統一法律適用，有力懲治、震懾相關犯罪行為。
　　三是堅持罪責刑相適應，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解釋》銜接環境保護行政法律法規的規定，將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單位未取得排污許可非法排污的，增加規定為從重處罰情形，彰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的一面。同時，為適應具體案件的復雜情況，避免簡單機械，專門設置從寬處罰條款，允許根據認罪認罰、修復生態環境以及合規整改情況，綜合評估行為社會危害程度，在必要時作出罪或者其他從寬處理，彰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的一面，以保證案件處理取得良好效果。
　　三、《解釋》的主要內容
　　《解釋》針對當前辦案實踐反映的新情況新問題，依照刑法、刑事訴訟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對環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和有關法律適用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規定。《解釋》共20條，主要可以歸納為10個方面的問題。
　　（一）關于污染環境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作了修改，將原來的兩檔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調整為三檔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在維持嚴重污染環境的入罪門檻的基礎上，將第二檔法定刑適用條件由原來的“后果特別嚴重”修改為“情節嚴重”，并明確了第三檔法定刑適用的4種具體情形。根據修法精神和修改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解釋》重新設置了污染環境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1.關于污染環境罪的入罪門檻
　　《2016年解釋》第1條對污染環境罪的入罪門檻“嚴重污染環境”共列出18項具體情形：第（1）項至第（7）項為行為入罪，第（8）項至第（17）項基本為結果入罪，第18項為兜底項。為體現加大污染環境犯罪懲治力度的立法精神，《解釋》第1條將污染環境罪的入罪門檻由“行為入罪+結果入罪”調整為主要以行為入罪。修改后，污染環境罪的入罪標準“嚴重污染環境”共列有11項情形，與《2016年解釋》相比：
　　（1）有7項是沿用《2016年解釋》規定
　　具體包括第（2）項“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3噸以上的”；第（3）項“排放、傾倒、處置含鉛、汞、鎘、鉻、砷、鉈、銻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3倍以上”；第（4）項“排放、傾倒、處置含鎳、銅、鋅、銀、釩、錳、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10倍以上”；第（8）項“2年內曾因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受過2次以上行政處罰，又實施此類行為的”；第（9）項“違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財產損失30萬元以上的”；第（10）項“致使鄉鎮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12小時以上的”；第（11）項“其他嚴重污染環境的情形”。
　　（2）有3項規定在《2016年解釋》基礎上作了修改完善
　　一是第（1）項，為了加大對飲用水水源和自然保護地的保護，將《2016年解釋》規定的“在飲用水水源一級保護區、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等依法確定的重點保護區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修改為“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等依法確定的重點保護區域……”。需要說明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共新增4項污染環境罪的第三檔量刑條件，除涉及上述關于在依法確定的重點保護區域污染環境的情形外，還包括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非法排污情節特別嚴重、大量毀壞基本農田和致使人員傷亡3項。《解釋》未針對后3項設置相關入罪情形，主要考慮是：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面積廣大，實際覆蓋我國大部分國土，遠超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涉及范圍，如采行為入罪模式，處罰范圍過寬，難以保證罪刑均衡，故未將在相關水域非法排污的行為直接作為污染環境犯罪處理；對于毀壞基本農田和致使人員傷亡，《2016年解釋》均將其作為結果入罪的情形，考慮到實踐中相關案件并不多見，為進一步提升條文的針對性，《解釋》將此兩項調整為升檔量刑情形，切實貫徹刑法修改精神、加大處罰力度。
　　二是第（5）項，為加大對隱蔽排污的規制力度，進一步嚴懲以逃避監管方式排放大氣污染物的行為，在《2016年解釋》規定的“通過暗管、滲井、滲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基礎上，新增通過“非緊急情況下開啟大氣應急排放通道”隱蔽排污情形。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禁止通過偷排、篡改或者偽造監測數據、以逃避現場檢查為目的的臨時停產、非緊急情況下開啟應急排放通道、不正常運行大氣污染防治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大氣污染物。”對《解釋》作出以上修改，可以更好銜接大氣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
　　三是第（7）項，為進一步規制妨礙、破壞自動監測，污染環境的行為，在《2016年解釋》規定的“重點排污單位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或者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基礎上，新增“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單位”的行為主體。《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排污單位，應當依法安裝、使用、維護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并與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監控設備聯網。”《解釋》作出上述補充，有利于與前置法規定更好銜接，保障環境自動監測制度嚴格落實。
　　（3）新增1項規定
　　即第（6）項“2年內曾因在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違反國家規定，超標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實行排放總量控制的大氣污染物，受過2次以上行政處罰，又實施此類行為的”。增加該項規定，旨在推動解決人民群眾感受最為直接、反映最為強烈的大氣污染問題，為打贏藍天保衛戰提供有力刑事司法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實行排放總量控制的大氣污染物”，目前主要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這一規定能否擴展適用于其他大氣污染物，應嚴格依據相關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結合污染物檢測技術水平依法作出判斷。如果沒有明確的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依據，或者不具備與上述兩類污染物相當的檢測技術，無法準確識別、有效檢測的，不宜直接作為實行排放總量控制的大氣污染物，以防不當擴大污染環境罪的適用范圍，偏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4）刪去2項入罪情形
　　一是“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生態環境損害是指因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大氣、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環境要素和植物、動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變，以及上述要素構成的生態系統功能退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法釋〔2019〕8號，2020年修正）第12條第2款的規定，“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包括制定、實施修復方案的費用，修復期間的監測、監管費用，以及修復完成后的驗收費用、修復效果后評估費用等”。因此，生態環境損害程度的認定情況，往往與公私財產損失存在交叉關系，也與違法所得存在一定關聯，故另行依據生態環境損害程度入罪必要性不大。而且，生態環境損害程度的認定程序復雜、周期長、費用高，是辦理環境污染案件公認的難題。正因如此，實踐中迄今尚無依據生態環境損害程度入罪的污染環境刑事案件。該項規定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基于此，根據司法實務部門的建議，《解釋》刪去“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入罪要件。
　　二是“違法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100萬元以上的”規定。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提出是否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以及減少的數額與嚴重污染環境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對于違法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的行為，完全可以通過加強行政監管解決，建議刪去《2016年解釋》第1條“違法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100萬元以上的”的規定。經研究，考慮到實踐中少有根據“違法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100萬元以上”入罪的情況，故刪去這一規定。
　　此外，為適應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污染環境罪的修改，合理確定污染環境罪的定罪量刑體系、標準，《解釋》第1條將《2016年解釋》第1條規定中的部分結果入罪情形，如農田、森林毀壞，人員疏散、轉移、中毒等，規定為加重法定刑情形。
　　2.關于污染環境罪的升檔量刑標準
　　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污染環境罪由原來的兩檔法定刑增加為三檔，并將第二檔法定刑（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適用條件由“后果特別嚴重”修改為“情節嚴重”。在此情形下，污染環境罪第二檔法定刑“情節嚴重”的適用標準不能繼續適用《2016年解釋》第3條關于“后果特別嚴重”的具體情形。據統計，近10年來（2013年至2022年），污染環境刑事案件基本適用第一檔法定刑，升檔量刑的不足7%，確有必要降低升檔量刑標準，以加大懲治力度，貫徹刑法修改精神。基于此，《解釋》重新設置污染環境罪第二檔法定刑適用標準“情節嚴重”的具體情形，修改后的升檔量刑情形也有11項，除兜底項外，還包括：第一，針對排放危險廢物、違法所得或致公私財產損失以及致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3項入罪情形，分別設置升檔量刑標準；第二，針對污染環境罪新增的4項第三檔量刑情形，相應規定所涉行為適用第二檔法定刑的標準；第三，沿用《2016年解釋》相關規定，針對森林毀壞、疏散、轉移群眾以及致人中毒3種情況，設置相關升檔量刑情形，并對數量標準作出完善。
　　需要重點說明的問題有：
　　（1）《解釋》調整《2016年解釋》第3條關于后果特別嚴重的相關適用情形，適當加大刑罰力度
　　例如，將原規定“致使100人以上中毒”才可以適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標準，調整為“致使30人以上中毒”；同理，將“致使3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調整為“致使1人以上重傷、嚴重疾病或者3人以上輕傷”。
　　（2）補充相應適用情形，實現3個量刑檔次的有序銜接
　　保護區域內的生態功能和野生生物資源，是依法確定相關重點保護區域和重要江河、湖泊水域的重要目的，污染環境行為造成相關區域內生態功能退化、野生生物資源破壞程度，是評價行為社會危害的重要考量。基于此，設置“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等依法確定的重點保護區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造成相關區域的生態功能退化或者野生生物資源嚴重破壞的”〔第（1）項〕、“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造成相關水域的生態功能退化或者水生生物資源嚴重破壞的”〔第（2）項〕兩項升檔量刑情形，以銜接污染環境罪第三檔法定刑的相應適用情形，進一步完善對相關重點保護區域的司法保護措施。
　　（3）調整涉土地數量的量刑標準，確保與其他環境資源犯罪處罰平衡
　　與非法占用農用地罪（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入罪標準相比，《2016年解釋》關于污染環境罪“致使永久基本農田、公益林地5畝以上，其他農用地10畝以上，其他土地20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升檔量刑（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標準設置，可能導致兩罪對涉及毀壞農用地的行為處罰不夠平衡。基于此，《解釋》將污染環境罪的相關升檔量刑標準由致使永久基本農田、公益林地，其他農用地，其他土地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5畝以上”“10畝以上”“20畝以上”，分別提升至“10畝以上”“20畝以上”“50畝以上”，以與非法占用農用地的入罪標準形成合理的梯度，保持必要協調。
　　此外，根據《解釋》第1條關于入罪情形的規定，對第2條升檔量刑情形作出相應調整，刪去“造成生態環境特別嚴重損害”的升檔量刑情節。
　　3.關于污染環境罪第三檔法定刑的具體適用情形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針對性地提高了部分嚴重污染環境犯罪的法定刑，明確列舉了應當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行為類型，劃出不得觸碰的高壓線，體現了剛性約束，同時也有利于司法實踐中的具體認定。據此，根據修改后刑法規定，結合司法實踐，《解釋》第3條對適用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形作了明確，具體而言：
　　（1）針對“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等依法確定的重點保護區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情節特別嚴重的”規定，從取水中斷情況、生態系統影響、國家重點保護物種及其棲息地、生長環境破壞等方面，細化為“情節特別嚴重”3目具體適用情形；同時考慮實踐情況復雜，設置兜底規定交由司法實踐裁量把握。相對于《解釋》第2條規定的相應升檔量刑情形，第三檔量刑情形對應的行為社會危害性更為嚴重，對生態環境、生態系統結構及其要素的損害程度更深。例如，“造成自然保護地主要保護的生態系統嚴重退化”，已突破對一般生態功能的損害，危及生態系統本身，生態環境功能、質量的恢復更加困難；再如，“造成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或者國家重點保護物種棲息地、生長環境嚴重破壞的”，涉及對珍貴瀕危野生生物資源的破壞，可能引發其他多物種連鎖衰退甚至滅絕，對生物多樣性、生態平衡的影響較之損害其他野生生物資源更為嚴重、明顯。
　　（2）針對“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情節特別嚴重的”規定，從對生態系統影響、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危害等方面，細化了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情形，明確為“造成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生態系統嚴重退化的”“造成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嚴重破壞的”兩目，并作了兜底規定。
　　（3）針對“致使大量永久基本農田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規定，將“大量”量化為“50畝以上”。同時，這一規定也與第二檔法定刑適用情形“致使永久基本農田、公益林地10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之間形成5倍的倍數關系，實現有序銜接。
　　（4）針對“致使多人重傷、嚴重疾病，或者致人嚴重殘疾、死亡的”規定，將“致使3人以上重傷、嚴重疾病，或者1人以上嚴重殘疾、死亡”明確為第三檔刑的適用情形之一，彰顯依法嚴懲污染環境犯罪、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健安全的堅定立場。
　　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提出吸收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態環境部《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會〔2019〕3號）第10條的規定，增加“跨省（自治區、直轄市）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規定，作為污染環境罪第三檔法定刑的適用情形。
　　經研究認為，有的污染行為本就發生在省界附近，極易造成跨省界污染，此種行為與普通的污染環境犯罪行為在社會危害性程度方面并無明顯差異，作為從重處罰情節尚無問題，但作為升檔量刑情節則明顯不妥。據此，未將上述跨省界向重要江河、湖泊排污的行為設置為污染環境罪第三檔法定刑的適用情形，以保證案件處理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
　　（二）關于涉危險廢物環境污染行為的處理規則
　　如前所述，危險廢物損害環境、危害健康的風險極大，實踐中相關污染環境案件高發多發，有效規制非法處置危險廢物等行為，對于遏制污染環境犯罪、提升生態環境治理成效意義重大。基于此，《解釋》多個條文對涉危險廢物行為的處理作出規定。除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之中涉危險廢物行為的定罪量刑標準之外，還主要包括：
　　1.關于危險廢物的含義
　　《解釋》第17條根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修訂情況，專門對危險廢物的定義作出調整，將“具有危險特性的廢物”修改為“具有危險特性的固體廢物”。危險廢物是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的一種特定類型的固體廢物，刑法規制的危險廢物應當與前置法的規定保持一致，不能超出固體廢物的范圍。需要說明的是，固體廢物并不限于物理上的固態廢物，根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還包括半固態和置于容器中的氣態的物品、物質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納入固體廢物管理的物品、物質。
　　2.關于危險廢物的認定
　　對于危險廢物如何認定，特別是對于危險廢物是否需要鑒別，甚至鑒定或者檢驗，往往存在不同認識。慮到《國家危險廢物名錄》對于廢物類別、行業來源（危險廢物的產生源）、廢物代碼、危險特性（指腐蝕性、毒性、易燃性、反應性和感染性）以及產生階段均有明確描述，原則上，對于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的廢物，可以直接依據目錄認定。但是，如果該危險廢物已經同非危險廢物混合，或者系未列入目錄的，則原則上應當對物品的特征進行鑒別，符合相應特征的，才能認定為危險廢物。基于此，《2016年解釋》對《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所列廢物的認定依據作了規定。
　　《解釋》起草過程中，有意見建議將環境保護設施驗收報告、排污許可證或者排污登記表增加規定作為認定相關危險廢物的依據。經研究，目前，環境保護設施驗收可由企業自行組織或者委托第三方進行，實踐中，此種驗收結論還存在一些問題，權威性難于完全保證，故不宜一概納入認定危險廢物的依據。而生態環境部發布的《排污許可證申請與核發技術規范 工業固體廢物（試行）》（HJ 1200-2021）等技術標準，規定了產生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污單位與工業固體廢物相關的基本情況填報要求、污染防控技術要求、環境管理臺賬及排污許可證執行報告編制要求、合規判定方法等，故排污許可證、排污登記表對相關企業排放危險廢物情況具有一定證明功能。基于此，《解釋》采納這一建議，在第15條第1款規定：“對《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所列的廢物，可以依據涉案物質的來源、產生過程、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以及經批準或者備案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排污許可證、排污登記表等證據，結合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公安機關等出具的書面意見作出認定。”
　　3.關于危險廢物數量的認定
　　對于行為人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的數量，除當場查獲的外，還可以依據其他證據材料予以綜合認定。為了加大對危險廢物產生企業非法處置等行為的規制力度，《解釋》第15條第2款沿用《2016年解釋》的規定，重申了對危險廢物數量的認定規則，規定：“對于危險廢物的數量，依據案件事實，綜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業的生產工藝、物耗、能耗情況，以及經批準或者備案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等證據作出認定。”
　　4.關于非法利用危險廢物行為的定性
　　司法實踐中，對于非法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特別是處置行為與利用行為之間的關系，存在不同認識。經研究認為，利用本身也是一種處置行為，但核心在于判斷是否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為統一認識，《解釋》第18條沿用《2016年解釋》的規定，明確：“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以營利為目的，從危險廢物中提取物質作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標排放污染物、非法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情形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非法處置危險廢物’。”
　　5.關于非法處置危險廢物行為的處理
　　非法處置危險廢物以未取得經營許可證為前提，對于是否以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為要件，則存在不同認識。
　　經研究認為，污染環境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上，如果未取得經營許可證處置危險廢物，在處置過程中沒有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無疑不應以污染環境罪論處。
　　此外，對于無資質處置危險廢物，沒有違法造成環境污染，不構成污染環境罪的情形，是否可以非法經營罪論處，實踐中亦存在不同認識。
　　考慮到無資質處置危險廢物，未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適用非法經營罪，通常情況下可能會比污染環境罪判處更重的刑罰，為避免罪刑失衡，統一法律適用，《解釋》沿用《2016年解釋》的規定，在第7條規定：“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嚴重污染環境的，按照污染環境罪定罪處罰；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不具有超標排放污染物、非法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認定為非法經營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論處。”
　　申言之，《解釋》堅持對環境法益的實質考量：
　　一方面，確立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入罪以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為實質要件，未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可以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當然，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其他犯罪的，可以其他犯罪論處）；
　　另一方面，針對當前危險廢物污染環境犯罪的嚴峻形勢，加大對此類行為的刑事懲處力度，對無資質處置危險廢物、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情形允許適用非法經營罪，對同時符合污染環境罪和非法經營罪的情形擇一重罪處斷。
　　6.關于涉危險廢物共同犯罪的認定
　　實踐中，一些單位、個人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以降低生產成本、牟取不法利益。而且，行為人分工明確，相互配合，呈現“一條龍”作業、明顯的產業化跡象。對此，不僅要依法懲治直接污染環境的行為人，更要打源頭、追幕后，依法追究危險廢物提供者的刑事責任。為此，《解釋》第8條重申《2016年解釋》的規定，明確對此類共同犯罪的處理規則：“明知他人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的，以共同犯罪論處。”考慮到此種情形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共同犯罪，故未再限制為以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論處。
　　（三）關于環境污染關聯犯罪的處理規則
　　《解釋》對環境污染關聯犯罪的規定，主要涉及環境領域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現結合實踐情況，分述如下：
　　1.關于環境領域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適用規則
　　為有效懲治環境影響評價機構及其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行為，《2016年解釋》立足當時刑法規定，明確：“環境影響評價機構或其人員，故意提供虛假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情節嚴重的，或者嚴重不負責任，出具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存在重大失實，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的規定，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定罪處罰。”刑法修正案（十一）吸收上述規定，對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作出修改完善，明確對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人員適用該條規定；同時，增加一檔法定刑（“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修改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的規定，《解釋》在《2016年解釋》規定的基礎上，對環境領域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適用規則作了進一步完善。具體而言：
　　（1）明確行為主體
　　《解釋》第10條第1款規定：“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溫室氣體排放檢驗檢測、排放報告編制或者核查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明確將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納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規制范圍，切實貫徹刑法修改精神。
　　（2）將涉碳排放數據造假行為納入刑事規制范圍
　　為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綠色低碳發展，推動運用市場機制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我國建立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并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啟動上線。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健康運行對于實現“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而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及相關檢測檢驗結論的真實性、可靠性，則是保證碳排放權交易公平公信的重要基礎。當前，相關技術服務機構在編制、核查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或者就溫室氣體排放情況進行檢驗檢測過程中，故意偽造、篡改相關檢測、報告數據的問題較為突出，嚴重影響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健康運行。有意見建議，對此類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造假行為，也應當依法適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經研究，采納上述建議，將承擔“溫室氣體排放檢驗檢測、排放報告編制或者核查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行為，納入《解釋》規定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適用范圍。
　　主要考慮：
　　第一，中介組織及其人員就溫室氣體排放提供的技術服務與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的性質、功能具有相當性：一是相關中介服務的內容均涉及污染物排放水平、環境質量或者生態服務功能；二是就環境保護而言，相關中介組織提供的技術服務均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涉及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公共利益。
　　第二，涉碳排放造假行為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依法規制確有必要。相關技術服務機構及其人員在編制、核查溫室氣體排放報告或者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檢測檢驗過程中，實施偽造數據等造假行為，逃避履約義務、甚至騙取碳排放權配額盈余牟利，破壞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秩序，不利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長遠健康運行，依法規制此類造假行為，已成為實踐的迫切需要。
　　第三，將涉碳排放造假行為納入刑事規制范圍符合刑法修改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納入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的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主體范圍，進一步強化對環境保護領域提供虛假證明文件行為的懲治力度，有利于促進相關中介組織及其人員依法履職，推動環境保護事業健康發展。將針對溫室氣體排放提供技術服務的機構作為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符合推動環境保護領域中介服務公信公平的實踐需要，對規范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秩序、落實“雙碳”目標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貫徹刑法修改精神。
　　（3）規定定罪量刑標準
　　第一，明確了環境領域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入罪條件。《解釋》第10條第1款從違法所得數額〔第（1）項〕、前科情況〔第（2）項〕兩方面設置了入罪標準，考慮到司法實踐的復雜情況，專門設置了兜底項〔第（3）項〕。需要說明的是，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以下簡稱《立案追訴標準（二）》）的規定，提供虛假證明文件行為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即應立案追訴；而《解釋》將環境污染罪的入罪標準明確為違法所得或者致公私財產損失30萬元以上。一般來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行為的入罪門檻不宜低于污染環境罪，故直接采用《立案追訴標準（二）》的規定可能存在不協調之處。基于此，《解釋》第10條將環境領域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入罪數額標準確定為“違法所得30萬元以上”。
　　第二，明確了環境領域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升檔量刑條件。從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的3項升檔量刑情形來看，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可能適用的是第（三）項“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項目中提供虛假的安全評價、環境影響評價等證明文件，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故《解釋》第10條第2款對上述規定表述略作調整，規定為升檔量刑情形。
　　第三，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款“有前款行為，同時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的規定，《解釋》第10條第3款專門規定了擇一重罪處斷規則。
　　此外，考慮到環境領域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的情況并不突出，規定該罪定罪量刑標準的必要性不強，且缺乏研究確定相關標準的實踐條件，故《解釋》未對此問題作出規定。
　　2.關于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行為的處理規則
　　環境監測數據是環境決策的重要基礎。個別地方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影響監測系統正常運行，損害政府公信力，誤導環境決策，危害嚴重。對此，《2016年解釋》第10條規定對實施修改參數、干擾采樣等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的相關行為，適用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這一規定對于依法懲治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犯罪、維護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安全、強化生態環境質量監管，發揮了重要作用。
　　適用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于干擾環境質量監測系統采樣的行為，能否適用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仍存在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為，單純改變監測系統取樣外部物理環境的行為，沒有對監測系統本身的功能造成破壞，并造成監測系統不能正常運行，將此類行為認定為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超越了刑法條文的文義，建議刪除。另一種意見認為，就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而言，只要干擾行為與刪除、修改和增加行為具相當性，導致計算機信息系統運行失常的，亦可以適用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經研究，采納后一種意見，《解釋》第11條第1款在《2016年解釋》規定的基礎上，僅對相關表述作了微調，規定：“違反國家規定，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實施下列行為，或者強令、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下列行為，后果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一）修改系統參數或者系統中存儲、處理、傳輸的監測數據的；（二）干擾系統采樣，致使監測數據因系統不能正常運行而嚴重失真的；（三）其他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的行為。”
　　主要考慮是：
　　（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19號）第11條的規定，計算機信息系統是指具備自動處理數據功能的系統，包括計算機、網絡設備、通信設備、自動化控制設備等。采用物理方式妨害自動監控系統采樣、稀釋采集的污染物樣等行為，實際上是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干擾，造成計算機不能正常運行，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造成嚴重后果的，均可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論處。
　　（2）在此基礎上，增加“后果嚴重的”規定，以與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關于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入罪條件的規定保持一致。
　　（3）對具體行為方式的表述作了微調，將“修改參數或者監測數據”調整為“修改系統參數或者系統中存儲、處理、傳輸的監測數據”，將“干擾采樣，致使監測數據嚴重失真”調整為“干擾系統采樣，致使監測數據因系統不能正常運行而嚴重失真”。
　　3.涉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犯罪的適用界限
　　根據《解釋》第1條、第10條和第11條的規定，相關偽造環境監測數據的行為，可能涉及3個罪名：污染環境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實踐中，宜立足犯罪構成，區分行為主體、行為對象、行為方式等，準確評價行為社會危害性，依法妥當適用相關罪名，保證良好辦案效果。
　　（1）關于污染環境罪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競合適用規則
　　《解釋》第11條第2款規定：“重點排污單位、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單位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或者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明確了污染環境罪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競合適用規則。實踐中，重點排污單位、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單位所干擾的自動監測設施，主要是企業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在內部自行設置的污染源監測設施，用于監測企業日常污染物排放情況。理論上而言，如果相關監測設施符合計算就信息系統的認定要求，對相關行為可以適用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對于上述競合情形，自然應當適用擇一重罪處斷規則。這也正是《解釋》第11條第2款規定的依據。但是，從直接侵犯的法益來看，適用污染環境罪更能準確評價所涉行為，也更能全面反映行為性質；特別是，所涉行為主要是出于違法排放污染物等動機，造成的后果也是污染環境，實際更為符合污染環境罪的性質。故而，實踐中對上述行為通常可以直接適用污染環境罪定罪處罰，僅在適用污染環境罪難以罰當其罪的情形之下，考慮依據擇一重罪處斷規則適用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2）關于提供虛假證明文明罪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界分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就承擔環境監測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適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作出專門規定后，對于《解釋》第11條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規定的干擾環境監測系統采樣、刪改環境監測系統數據等行為，能否也適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實踐中存在一定困惑。對此，需要厘清行為界限，依法準確定性。
　　第一，從行為主體上看，兩罪存在明顯區別。就偽造環境監測數據而言，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主體限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規定的承擔環境監測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根據環保機構監測執法垂直管理改革的要求，“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所轄各市縣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調查評價和考核工作由省級環保部門統一負責，實行生態環境質量省級監測、考核。”實踐中，實施干擾環境質量監測采樣、偽造環境質量監測數據的多是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監測站點或者受委托對系統設備進行技術運維的人員，與中介組織的人員存在明顯不同。
　　第二，從行為對象上看。根據環境保護法、噪聲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及《環境監測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環境質量監測的對象涉及大氣、水、土壤、噪聲、輻射等多種環境要素，由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統一規劃建設監測網絡，按照統一的標準規范開展監測和評價。《解釋》第11條規定的環境質量監測系統，限于自動進行環境采樣并統一作數據分析的計算機系統。目前，這一系統由省級以上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統一管理使用，尚不涉及委托第三方中介組織利用該系統代為監測的問題。故而，從當前實踐來看，相關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的行為，一般不具備適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空間。當然，如果未來環境質量監測體制、機制作出改革、調整，相應監測職責可以委托給第三方中介組織承擔，那么對于實際承擔環境質量監測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故意提供虛假的監測報告等證明文件的，則可依法適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
　　（四）關于環境污染犯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把握
　　1.關于環境污染犯罪的從重處罰情形
　　《解釋》第5條沿用《2016年解釋》的規定，列舉了4項從重處罰情形。同時，根據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排污許可管理條例》，增加第（5）項規定：“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未依法取得排污許可證，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的”，以進一步銜接前置法規定，推動排污許可制度落實，遏制非法排污行為。此外，考慮到《解釋》第1條新增了關于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相關違規排污行為入罪的規定，刪去《2016年解釋》第4條第（3）項“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的表述，以保證司法解釋內部條文相互協調。
　　2.關于從寬處理規則
　　刑罰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就環境污染犯罪而言，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要實現對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和恢復，應當堅持懲罰犯罪與修復生態并重，全面推行恢復性司法機制。基于此，《解釋》第6條根據恢復性司法的要求，進一步完善了對環境污染犯罪的從寬處理規則，明確：“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行為，行為人認罪認罰，積極修復生態環境，有效合規整改的，可以從寬處罰；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主要考慮：
　　第一，《2016年解釋》第5條規定的“全部賠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可納入對行為人認罪認罰的評價之中，為簡化表述予以刪去。實踐中，對環境污染行為造成實際損失的賠償情況，仍是從寬裁量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二，《2016年解釋》規定的“及時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消除污染”，屬積極修復生態環境的題中之義，亦不再專門規定；
　　第三，當前，不少環境污染犯罪由單位實施，考慮到推進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實踐需要，專門增加“有效合規整改”的規定；
　　第四，環境污染行為實踐情況多樣復雜，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為確保罪責刑相適應，應根據具體案情，結合行為的主客觀因素，綜合評估行為社會危害性，依法妥當、綜合把握相關從寬處罰條件，避免唯數量論、機械失當，故刪去“剛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表述。
　　需要說明的是，關于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實踐中案件較少，近5年，僅有兩件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刑事案件。隨著我國全面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相關案件勢必進一步減少，對其專門規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必要性不強。基于此，不再就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專門的從寬處罰情節。
　　（五）關于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的升檔量刑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百零八條分別規定了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和環境監管失職罪。針對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和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的“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2016年解釋》第2條統一規定了具體適用情形。根據實踐中的新情況，《解釋》第2條對相關規定作出調整，具體而言：
　　（1）不再針對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款和刑法第四百零八條作出規定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實踐中已無適用空間。生態環境部、商務部、發展改革委、海關總署聯合發布《關于全面禁止進口固體廢物有關事項的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告規定：“禁止以任何方式進口固體廢物”“生態環境部停止受理和審批限制進口類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進口許可證的申請”。據此，我國自2021年起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用作原料，相關固體廢物已不存在合法進口的問題，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已無適用空間。基于此，不再就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的定罪量刑作出專門解釋。實踐中，對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可以走私廢物罪（處刑更重）定罪處罰。此外，對于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的環境監管失職罪，考慮到與其他瀆職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統一協調問題，亦未在《解釋》中作規定，留待未來交由其他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2）明確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款“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適用情形
　　第一，適當提升致使公私財產損失的數額標準。考慮到該款規定的“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系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的升檔量刑條件，對應的法定刑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對于《2016年解釋》第2條一并規定的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第一檔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和環境監管失職罪（只一檔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量刑更重，適用行為的社危害性相應地也更為嚴重，為確保罪刑均衡，將“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適用情形，由《2016年解釋》第2條規定的致使公私財產損失30萬元以上提升至100萬元以上。
　　第二，調整其他適用情形。對于“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2016年解釋》規定直接適用污染環境罪的相關結果入罪情形。由于《解釋》對污染環境罪定罪量刑標準作出調整，《解釋》第4條第（2）項將相應規定調整為“具有本解釋第2條第（5）項至第（10）項規定情形之一的”，并增加兜底項，以適應實踐復雜情況。
　　（六）關于環境監測、檢測數據的審查使用規則
　　《解釋》第14條沿用《2016年解釋》的規定，對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收集的監測數據、公安部門提取污染物樣品的檢測數據等的證據資格問題作出明確，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監測數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公安機關單獨或者會同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提取污染物樣品進行檢測獲取的數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七）關于有毒物質的適用范圍
　　《解釋》第17條明確了有毒物質的范圍，基本沿用《2016年解釋》第15條的規定，并根據實踐情況對相關情形作出調整。具體而言：一是調整危險廢物定義，如前所述，將“具有危險特性的廢物”修改為“具有危險特性的固體廢物”，增加“固體”表述。二是將《2016年解釋》第15條“含重金屬的污染物”的規定，修改為“重金屬含量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污染物”。主要考慮：重金屬種類多、使用廣泛，其毒性和對人體的危害程度差異較大；此外，自然環境中本身就含有部分重金屬成分，但并非來源于相關的非法排放、傾倒、處置行為，故含重金屬的污染物并非都當然屬于有毒物質，而應根據含量或者濃度是否超過相應標準判斷。原表述的含義過于寬泛，修改后規定更便于實踐操作。
　　（八）關于反向行刑銜接規則
　　對于實施相關環境污染行為，被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行為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政務處分或者其他處分的，《解釋》第12條明確依法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避免“不刑不罰”、變相放縱環境污染的違法行為，以進一步強化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部門的工作合力，完善“刑”“行”雙向銜接的治理體系。
　　（九）關于專門性問題的認定規則
　　《解釋》第16條明確了環境污染犯罪案件專門性問題的認定規則。具體而言，基于當前司法鑒定機構的現實情況，確立了鑒定與報告“兩條腿走路”原則，既可以出具鑒定意見，也允許由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公安部門指定的機構出具報告。
　　（十）關于環境污染犯罪的其他問題
　　根據司法實踐的情況，《解釋》還對環境污染犯罪的其他問題作了明確。
　　一是環境污染犯罪的競合適用規則。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的污染物，可能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等犯罪，對此，《解釋》第9條明確：“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二是單位犯罪的處理規則。《解釋》第13條明確了單位實施相關環境污染犯罪的，適用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以切實加大對單位環境污染行為的懲治力度。
　　三是相關術語的涵義。《解釋》第19條還對“2年內”“重點排污單位”“違法所得”“公私財產損失”“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涵義作了明確。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解釋》關于違法所得的界定，并未針對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考慮到實踐所需，此次作了拓展。具體而言，根據《解釋》第19條的規定，實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條規定的行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違法收入均屬于違法所得的范疇。
　　四是《解釋》的時間效力問題。《解釋》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解釋》施行后，《2016年解釋》同時廢止；之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解釋》不一致的，以《解釋》為準。需要注意的是，根據“舉重以明輕”的法理，之前發布的規范性文件與《解釋》不一致的，也應當以《解釋》為準。